1962年初，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史稱“七千人大會”）是中共黨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大會是在“大躍進”后的三年困難時期背景之下召開的。七千多名干部希望通過大會能認真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使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走上坦途。在大會上，毛澤東經歷了復雜的心路歷程。

      會議開幕后，議程表面上進行得順順當當。但實際上，許多深層次的問題還沒有解決。軍隊組反映，1959年“反右傾”后，黨內的人，包括不少高級干部，也不敢講真心話，出現了“三看三不講”的不正常狀態，即:看風向——上面風向不明不講；看眼色——領導眼色不對不講；看意圖——領導意圖不清不講。還有，講話“不離三、六、九”，即“三面紅旗萬歲”“從六億人民出發”“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

 

      常委會也得到信息:書面報告雖然討論通過了，但許多干部，特別是地、縣兩級干部還憋著一肚子氣。自1958年“大躍進”以來，廣大基層干部的日子就不好過，特別是地、縣級干部，上面壓、下面罵。因此，他們對造成困難的領導，主要是省級與中央的領導有許多意見，甚至是不滿，整個會議彌漫著一股怨氣。

 

      毛澤東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在與幾位常委商量以后，決定在這次會上，主要解決“出氣”問題，讓大家把要講的話都講出來，把“氣”出完。于是，毛澤東提議延長會期，大家都在北京過春節，開一個“出氣會”，讓大家吐吐苦水，發泄一下心中的不滿與困惑。他提出的名言是: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這一提議，受到了與會者的熱烈歡迎，會場掌聲雷動，群情激昂。

 

      為了解決“出氣”問題，毛澤東、劉少奇等在講話中都做了卸包袱的思想工作。毛澤東說:“有什么‘氣’，出什么‘氣’，有多少‘氣’，出多少‘氣’，不管正確之‘氣’，還是錯誤之‘氣’，不掛賬、不打擊、不報復。”

 

◆1962年1月，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

 

      1月30日下午，毛澤東在大會上作了長篇講話，一共講了6個問題，中心是民主集中制問題，其中也講到了讓人講話的重要性:“我們現在不是有許多困難嗎？不依靠群眾，不發動群眾和干部的積極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難。但是，如果不向群眾和干部說明情況，不向群眾和干部交心，不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意見，他們還對你感到害怕，不敢講話，就不可能發動他們的積極性。”毛澤東的這些講話是真誠的，他確實希望聽到下面的呼聲，以達到上下通氣的目的。

 

      毛澤東的講話給各級第一書記，尤其是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以很大的震撼，有些省委書記因此惴惴不安。但是，就在這天晚上，毛澤東便請各中央局書記傳話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實際是三點意見：一是省委要檢討，檢討不在多，態度要老實誠懇，有多少講多少；二是對會上講話的人，不管正確和錯誤，一律不許追究；三是凡是犯了錯誤的，只要能改正一律要使用。他還講了秦穆公的故事，說秦國的三個將軍打了敗仗，被晉國俘虜。后來，三個將軍跑回秦國，秦穆公穿著孝衣去迎接他們，說打了敗仗不怪你們，這是我的責任。然后繼續重用這三個將軍。三年以后，秦國使晉軍全軍覆沒。毛澤東的講話和比喻意味深長，使省委書記們心里有了底。

 

◆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期間，與朱德、董必武、鄧小平等接見與會代表。

 

      “出氣會”開了四五天，進行得很順利。各省委、部委負責人都主動作了自我批評，并虛心聽取批評意見，使上下級之間的緊張關系得到了緩解。除此之外，大會還強調，要對“大躍進”時期受到錯誤批判和處理的同志進行平反。王任重的話道出了“出氣會”的本質，他說:“問題搞清楚了，中央不追究我們的責任，我們也不追究你們的責任。”看起來是人人擔擔子，實際上是層層放擔子，大會達到了出氣、滿意的效果。

 

      與“出氣會”極不協調的是林彪在1月29日的發言。林彪說:“三年以來，所發生的毛病，使我們在物質方面，工業生產、農業生產方面，減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們在精神上卻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們付出一點學費是值得的”。把“大躍進”的錯誤及造成的后果，說成是“精神收入”“付點學費”，這真是一番“高論”。林彪又說:“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們沒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了毛主席的話，體會了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少得多。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

 

      對于林彪這個異乎尋常的講話，毛澤東是接受的。毛澤東說林彪同志的講話水平很高，“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關于黨的路線，關于黨的軍事方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一個多月以后，當毛澤東看到經過整理的林彪講話稿時，仍然感到興奮與寬慰。他作了如下批示:“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并指示:“要發給黨內干部學習。”

      毛澤東在大會發言中談到了自己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和責任:“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據龔育之回憶，1966年初，在整理毛澤東這篇講話稿時，他曾提出: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了自己的哪些缺點和錯誤？要不要在這里簡單說明？不然干部看了會說，毛澤東都講了不應當隱瞞，可是現在還是沒有告訴我們。彭真看了看他，沉吟了一下說，就是講高指標，高征購那些。對他的建議，沒有置理，大家也沒有置理。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北京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作長篇講話。

 

      毛澤東對自己錯誤的認識僅僅是“高指標、高征購”而已。在1961年8月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更說過:“幾年來的問題，錯誤就是那么一點，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錯誤？人不犯錯誤，天誅地滅。”不過，毛澤東清楚地感受到彌漫在整個會議的那股怨氣。他認識到，只有中央領導人主動承擔責任、檢討錯誤，才能消除怨氣，才能推動各級領導的自我反省，才能重新獲得主動。毛澤東在大會發言中詳細地談了自己的想法:“讓人講話，是采取主動好，還是被動好？當然是主動好。已經處在被動地位了怎么辦？過去不民主，現在陷于被動，那也不要緊，就請大家批評吧。白天出氣，晚上不看戲，白天晚上都請你們批評。（笑聲）這個時候我坐下來，冷靜地想一想，兩三天晚上睡不著覺。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誠誠懇懇地作一篇檢討。這不就好了嗎？總之，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臺。不讓人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臺。”

 

      毛澤東對自己的錯誤的認識是有限的，他講得很籠統，很抽象。不過，在個人崇拜的空氣已經相當濃厚的情況下，毛澤東能在七千人大會上作自我批評，勇于承擔責任，這一做法本身就使與會者受到深深地觸動，有的人甚至感動得熱淚盈眶。

      毛澤東在講話中嚴厲批評了第一書記個人獨斷的現象，他說:“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作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長’。從前有個項羽，叫作西楚霸王，他就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不是有一出戲叫《霸王別姬》嗎？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毛澤東還以他自己為例子作了說明:“黨委的領導，是集體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在黨委會內部只應當實行民主集中制，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系是少數服從多數。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來說，常常有這樣的事情，我講的話，不管是對的還是不對的，只要大家不贊成，我就得服從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是多數。聽說現在有一些省委、地委、縣委，有這樣的情況: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哪有一個人說了就算數的道理呢？”毛澤東批評得很尖銳，事實也確實如此。民主集中制受到嚴重損害，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左”傾錯誤產生和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左”傾錯誤難以糾正的重要原因之一。不過，毛澤東批評的鋒芒是對著省級黨委的負責人的，對于中央尤其是中央領導層卻未提及。

 

      毛澤東當然知道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的重要，但是他認為堅持他自以為正確的意見更為重要。在堅持組織原則和堅持他的意見二者不可兼得的時候，他認為組織原則要服從政治原則，長期的正確使毛澤東過于自信，長期的領袖地位和長期受擁戴的狀況使他感到有責任指導黨，而且在歷史上他又有多次獨排眾議而取得偉大成功的先例。

      自從“大躍進”受挫以來，黨內許多同志逐漸都在思考著同一個問題:社會主義究竟該如何搞？在此之前，這似乎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廣大黨員、干部和絕大部分群眾都相信黨中央、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是正確的。但是，自1958年冬季以后，特別是1959年廬山會議之后，越來越多的人感到困惑了。毛澤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經過冷靜地思考，他終于找到一個全新的角度與命題: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這是毛澤東整個講話的又一個重點。毛澤東首先回顧了中國共產黨對民主革命的認識過程，然后說道:“我講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時期艱難地但是成功地認識中國革命規律這一段歷史情況的目的，是想引導同志們理解這樣一件事:對于建設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于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

 

      從認識論角度來看，毛澤東的說明是站得住腳的。認識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是要有個過程，而在掌握規律之前，犯錯誤是在所難免的。“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著盲目性的。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最近幾年我們不是干過許多蠢事嗎？”

 

◆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與李富春、李先念、烏蘭夫在一起。

 

      毛澤東始終認為，總路線是正確的，只是缺乏一整套適合實行的具體方針和政策。因此，他一方面號召全黨努力認識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但又認為這種探索基本上已經完成。他說:“現在好了，有了這些東西，或者正在制定這些東西。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加妥善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在總路線指導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

 

      毛澤東關于認識客觀世界的論述，從認識論角度分析了1958年以來所犯錯誤的原因，在當時對統一全黨思想有著積極的作用，并鼓勵人們繼續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與此同時，也設置了嚴格的條條框框，阻礙人們更加深入地思考與探索。

      在濃厚的民主氣氛下，“七千人大會”上似乎一切問題都可以研究、討論，但是，與會者又不是在討論“一切”問題。大家都在小心翼翼地閃避著一個“雷區”:“三面紅旗”的正確性不能置疑。

 

      “三面紅旗”是指1958年提出并實施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它集中反映了毛澤東在建設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社會模式上的主張。調整時期，毛澤東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他原來的社會主義模式，但這都是有一定限度的，他不能容忍超出這一限度的任何做法。因為在他看來，“三面紅旗”代表著他為之奮斗的理想。

 

◆1962年2月6日，毛澤東與鄧小平在“七千人大會”主席臺。

 

      由于認識的局限性，當時雖然有人提出來要求搞清楚“三面紅旗”的性質問題，但是會議沒有展開討論。不過，在大會的小組發言中畢竟有了一些質疑的說法，即使在中央領導層，對于“三面紅旗”的認識也有著若明若暗的分歧。劉少奇在大會發言中說:“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斗。現在，有些問題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后，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劉少奇在講話中并沒有明確否定“三面紅旗”，但實際上是對“三面紅旗”懷有疑問甚至批評。

 

      對“三面紅旗”的褒貶，在20世紀60年代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毛澤東不能容忍任何人否定“三面紅旗”。面對上述對“三面紅旗”的質疑與批評，他馬上做出反應。在大會發言中，毛澤東特別講了反對修正主義的問題，向全黨發出了警告。1967年2月，毛澤東與阿爾巴尼亞貴賓巴盧庫的談話中，進一步闡明了他的這個觀點，他說:“多年來，我們黨內的斗爭沒有公開化。比如，1962年1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的干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斗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就會變成法西斯專政。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了。”毛澤東這段談話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一是毛澤東認為，他與中央一線領導的嚴重分歧始于“七千人大會”，不過那時還沒有公開化；二是毛澤東認為問題的性質是: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

 

      七千人大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盛會。在這次大會上，充分發揚民主，大家暢所欲言，對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敢于揭露和批評。毛澤東帶頭作自我批評，對幾年來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承擔了主要責任，表現出了一個偉大馬克思主義者的博大胸懷，但由于歷史的局限性，會議仍然肯定“三面紅旗”是完全正確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左”的指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