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一

       一、教學主題

      井岡山斗爭時期我黨的群眾動員與激勵及其啟示。

       二、教學目的

       依托黃洋界哨口教學點豐富、直觀的歷史資源，幫助學員進一步深入了解黃洋界保衛戰中紅軍和革命群眾團結一心、眾志成城、以少勝多、克敵制勝的歷史，使學員更深刻地感悟到人民群眾是真正的銅墻鐵壁，體驗蘊涵在人民群眾之中的無窮力量，從而進一步增強群眾觀點，牢記根本宗旨，密切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在實際工作中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利益。同時，從毛澤東井岡山寫的詩詞（《西江月·井岡山》、《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人手，通過組織學員朗誦毛澤東詩詞，體驗一個政治家的革命激情，認識激情對一個革命家、政治家的重要作用，進一步增強永葆革命激情的自覺性。

       三、教學用具

       1．毛澤東詩詞14首。

       2．防曬防雨用具。

       3．耳麥、擴音器。

       四、教學實施

       （一）情景教學

       學員朗誦毛澤東詩詞。

       （二）教師現場點評

         井岡山斗爭時期我黨的群眾動員與激勵及其啟示

各位學員：

       大家好！

       剛才通過講解員的講解，我們知道，在黃洋界保衛戰中，我軍是以不足一個營，實際上也就兩個連的主力紅軍擊退了敵人四個團的圍困、兩個團的瘋狂進攻。但就當年的客觀情況來講，我們參加黃洋界保衛戰的人數遠遠不止這兩個連的主力紅軍，因為還有山上山下群眾的參與和支援。

       比如說，在緊張的備戰過程中，當年的寧岡縣委領導群眾進行堅壁清野，大隴、喬林兩個鄉的鄉政府更是連夜發出一道道十萬火急的動員令，要求群眾連夜趕削竹釘，布置“竹釘陣”；同時，組織群眾組成擔架隊、運輸隊，等等。結果只用了一個晚上的時間就將原有的哨口工事全部加固修筑，從大隴、茅坪兩方向通往山上的兩條小路上都筑起了“竹釘陣”、戰壕、竹籬笆障礙、滾石檑木、射擊掩體五道防線。所以，從這個層面來講，黃洋界保衛戰打的是一場民心戰，是一場人民戰爭。

       問題的關鍵是，我們黨為什么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動員這么多群眾來支援紅軍，從而贏得這場戰斗呢？要探索這個深層次原因，還是繞不開我們黨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所實施過的一些正確的政策、為民的舉動、鐵的紀律，也正是它們才感動著、感召著井岡山的老百姓緊密地團結在她的周圍，形成了不可戰勝的力量。這絕不是一句空話、套話！

       首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明確指出：中國革命運動的將來命運完全看中國共產黨會不會組織群眾，善不善于引導群眾。所以，早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我們黨就十分注重啟發群眾的革命覺悟。《湘贛邊界各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專門就“宣傳問題”作出規定，指出“共產黨是要在左手拿宣傳單，右手拿槍彈，才可以打倒敵人的”。強調“蘇維埃、土地革命、共產主義、紅軍、暴動隊，都須制定專門的宣傳綱要，加緊宣傳，使黨的方針政策深入到群眾的腦海中，并且轉化為群眾的自覺行動”。

       那么，井岡山斗爭時期我們黨的宣傳政策的貫徹實施又是什么樣的具體情形呢？當年有150多位黃埔軍校生、留洋生和來自講武堂、農民運動講習所以及全國許多大學生和中專生匯集在井岡山的軍隊和地方黨政機關中，他們一手拿槍，一手拿筆，搞調查，寫決議，貼布告，辦學校，翻印馬列著作，組織文藝演出。這些活動的開展，極大地調動了廣大官兵和地方群眾的革命積極性。通過這批文化人的宣傳教育，著重解決了“為誰當兵，為誰打仗，為誰革命”的問題。

       我剛才提到的黃洋界山腳下的喬林鄉的黨支部是毛澤東的胞弟毛澤覃建起來的。他當第一任書記的時候，經常采取問答的方式進行宣傳教育：

       問：你們為什么參加革命？

       答：要打倒土豪劣紳，消滅資產階級，工農要坐天下。

       問：你手里沒有槍，怎么搞革命？

       答：有槍也搞革命，有槍也搞革命，革了命就會有槍。

       問：革命會死人怕不怕？

       答：不怕。不革命也會死人，土豪逼債會逼死人，窮人討飯會餓死人。為了天下窮人的翻身，革掉自己一條命也心甘情愿。

       毛澤覃聽了，高興地說：“我們就是要堅持這個觀點。有了這種決心，中國革命就一定會成功。”喬林鄉黨支部在這種宣傳策略影響下，在邊界黨的建設、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鞏固根據地的斗爭中，發揮了“火車頭”作用，成為寧岡縣的一面紅旗。

       其次，從行動上來講，我們黨在1925年的中共四大文件里就強調指出“我們黨要為各種具體的群眾的利益而奮斗，以取得他們對于我們的信仰”。所以，毛澤東一來到井岡山就立即著手永新調查和寧岡調查。毛澤東結合《寧岡調查》和《永新調查》對邊界的土地占有狀況進行綜合分析，發現邊界土地的60%以上掌握在占總人口5%以下的地主手里，40q0以下的土地才掌握在我們廣大勞苦大眾手里。因此，毛澤東得出一個結論：要想在井岡山這個地方站住腳、扎下根，就非得滿足農民對土地的迫切要求不可。如果不這樣做，那好，農民迫切要求土地，你說我們是搞武裝斗爭的，是搞革命根據地的，不管土地問題，其結果必然是“兩張皮”，因為你的行動與群眾利益無關，群眾就不擁護你，不支持你。為此，紅軍打到哪里，田就分到那里。井岡山根據地全盛時期人均分到了3畝田。為了表達對我們黨實施分田政策的感激之情，當年桐木嶺有個叫邱啟山的農民寫了副對聯，這副對聯的上聯是“分田不忘共產黨”，下聯是“幸福牢記毛委員”，橫批為“共產黨萬歲”。過年的時候，許多農民都將這副對聯作為春聯貼在了自家的大門上。之所以發生這種現象，到現在來講一點都不難理解。因為我們的農民是最純樸的，他們是通過事實以及自己切身利益的滿足來認識我們黨，來自覺接受黨的領導，來主動擁護我們黨的領導的。

       在紀律上，我們都知道，井岡山斗爭時期紅軍的來源是比較復雜的，其中相當部分的官兵是從舊軍隊過來的，殘存的軍閥主義習氣較為嚴重，侵犯老百姓利益的現象時有發生。這種狀況使老百姓產生了逆反心理，直接影響了軍民的團結和軍隊的戰斗力。為了約束這支隊伍、有效整合這支隊伍，當時我們紅軍就制定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軍隊政策。紅軍戰士龍開富曾說過這樣一件事：1928年9月初，參加過黃洋界保衛戰的紅三十一團經贛南回井岡山的途中，有些紅軍戰士吃了老百姓一塊地的苞米。連黨代表批評了這種違紀行為，并在苞米地里插上一塊竹牌，上面寫著：“因我軍肚子餓了，為了充饑，把你的苞米吃光了，違反了紀律。現在把兩塊銀元埋在地里，請收下。”這種做法，雖然是補救措施，但有效地教育了紅軍戰士，還贏得了人民群眾的信任。這說明了我們黨自建軍之初，就非常重視加強革命紀律，并嚴格執行鐵的紀律，從而使紅軍與群眾之間逐步形成了軍民一致、秋毫無犯的新型軍民關系。井岡山的紅軍就是靠這種鐵的紀律去教育自己、去爭取群眾、去克服困難、去戰勝敵人的。

       因此，所有這些正確的政策、為民的舉動、鐵的紀律無不表明我們黨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就始終把人民群眾擺在首要位置，把人民利益視為最高利益。也就是說，我們黨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就非常重視我們現在所說的民生問題了。

       我們說，民心是一桿秤！也正是因為我們黨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有如此正確的政策、有如此為民的舉動、有如此鐵的紀律，所以，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還有那么多送郎當紅軍的感人故事。就拿當年的寧岡縣來說，一個小小的寧岡縣只有5萬多人口，而參加紅軍和各種地方武裝的就達1萬余人。這對于一個小小的寧岡縣來說，簡直是一個奇跡！同時，我們更不難理解老百姓為什么會傾其所有支援紅軍，甚至不惜冒著生命危險，為紅軍送糧食、送鹽來支援革命戰爭。

       前兩天我們也瞻仰過井岡山革命烈士陵園，知道了這么一個基本的史實：在井岡山短短兩年零四個月的斗爭中就有4.8萬人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只有15744名。但是，今天各位學員站在黃洋界保衛戰紀念碑之下，我不是簡單地給大家重復這個基本史實。我的意思是，我們雖然來到了井岡山，但我們不能“只緣身在此山中”，我們要跳出井岡山放眼全國，全國又是一個什么狀況呢？1997年9月29日的《人民日報》披露了一組數據，新中國建立初期我們國家做過一個全國性的普查，從鄉、區、縣、省一直統計到國家民政部，最后頒布的數字是：為了這面五星紅旗，全國有2100多萬革命者獻出了自己的生命。而各地的烈士紀念堂、紀念館在冊有名字的只有160萬。也就是說，還有1940多萬革命先烈連名字都找不到。

       毛澤東也曾說過：“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抗戰期間，紐約《先驅者導報》駐華記者克里斯托福·蘭德也曾指出：共產黨之所以節節勝利，因為他們比蔣政府更加關注中國人民的需要。俄國人的物質援助，與我們對蔣介石的相比，少得可憐。如果外界列強對于中國的內戰不予過問，共產黨可能早就取得勝利了。

       可以說，當年在井岡山斗爭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從根本上解決了我們這個黨為了誰、依靠誰、革命成果由誰共享的問題。然后在這個基礎上通過實施一系列正確的舉措贏得了民心、代表了民意、凝聚了民力。我想這也應該是我們黃洋界保衛戰勝利的深層次原因。

       其實，我們黨我們這支軍隊之所以能在井岡山斗爭時期贏得民心、代表民意、凝聚民力，說白了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大革命失敗后，從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出發，將農民生存、生活的最起碼要求與中國共產黨的遠大目標有機結合起來了。

       我們也常說，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最大危險和最容易犯的錯誤是脫離群眾。蘇共解散前，當時的蘇聯社會科學院曾進行過一次問卷調查，被調查者認為蘇共仍然能夠代表工人的占4070，認為代表全體人民的占’7070，認為代表全體黨員的也只占11%，而認為代表黨的官僚、干部和機關工作人員的，竟占85%!難怪蘇聯共產黨處于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未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軍隊也拒絕執行命令甚至發生倒戈。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蘇聯黨群關系的首先“解體”，才導致了蘇共解散和蘇聯解體。這深刻說明了人心向背決定政黨、政權興亡的歷史規律。

       2003年，胡錦濤同志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相信誰、依靠誰、為了誰，是否始終站在最廣大人民的立場上，是區分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分水嶺，也是判斷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試金石。”我們的力量來自人民，我們的智慧源于人民，我們的權力屬于人民。因此，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容不得絲毫懈怠。只有真正做到把群眾呼聲當作第一信號，把群眾需要當作第一選擇，把群眾利益當作第一考慮，把群眾滿意當作第一標準，我們黨的事業才能萬古長青，所向披靡。

謝謝大家！